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央决定》，为进一步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提出了新要求，明确了新目标。公报提到的“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等举措，对于职业院校来说是重大利好，高职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
然而，如何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真正做到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大胆改革，却并非易事。几十年的体制惯性，最大的后遗症便是让主导教学改革的官僚系统形成了整体性的思维麻木，创新被自身的僵化思维所束缚。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往往成为一场空谈，态度很认真，气氛很热烈，报道很热闹，语言很深刻，思维很僵化，行动很迟缓。
教育系统最大的形式主义或官腔便是“规定上是如何如何”，只看规定，不看事实，此与掩耳盗铃无异，科研评审如此，教学管理亦然。要知道“规定”是人定的，如果缺少对“规定”本身的质疑，对“规定”价值产生过程的理解，回避“实事求是”，那创新或改革便很难有所突破。
本文所谈主题“高职教育的战略机遇、定位转型与教学创新”，并非应势应景之作，实为陈思旧想。几年前，在我痛批“高职教改五宗错”时便已有此思考，何以故？道理很简单，在我的价值观里，学者的第一价值或责任在于基于思考的社会批判。一个社会，当学者们集体为制度唱赞歌时，危险而悲哀。同时，学者又不能一味的只会批判，他的第二价值或责任在于基于思考的创新设计，要为社会发展与进步作积极探索，尽管所设所计能否实践并不取决于学者，尽管个中思考往往肤浅与奇异，并常常遭受讥讽与嘲笑，但这是学者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于是，当年在提“五宗错”时便已着手探究高职教改的机遇与路径，此时拿出旧题重谈，坦白讲，确有借“三中全会”东风之意，难以脱俗，仅期为改革的大潮助吹一点涟漪。
言归正传。
高职教改是近些年教育行业的热点之一，研究此命题的机构多如牛毛，因为它的研究门槛很低，不象某些自然学科领域，要研究电子对撞你得有个基础条件，高职教改没这么复杂。于是，可能国内过半的高职院校都成立了自己的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热潮可见一斑，结果当然是探讨高职教改的文章汗牛充栋。
但从整体上讲，就我所收集和接触到的各类信息来看：理念如出一辙，因为都要贯彻落实教委精神；观点大同小异，因为都要深化校企合作；形式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必须承认这些研究对推进高职教改还是起到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但高职教育及其研究仍属于严重的业内热闹，业外冷清，社会或市场对高职教育的现状很不满意，让孩子去高职接受教育通常是家长或学生在无奈之下的一个选择。仅凭加强校企合作、技能实训恐怕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其中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便是，如果一个专业属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那所有类型的教育都会注重理实结合，都会强化任务导向，这些策略并非高职教育的专利品。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社会对研究型大学也同样存在不满，不管你是北大还是清华，其教育也常常被病垢，中国教育整体落后是个不争的事实。
从营销的角度看，凡客户不满意的地方就存在机会，教育正是如此。思考这种变革机会可能要超越教学策略层面，即超越“任务导向、校企合作”的操作层面，向更高的体制性弊端去思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本文对高职教育的思考及观点，就我所知，现有的研究文章极少提及，或偶有提及也只是一笔带过，视角与立足点完全不同。坦诚讲，本文的思考与观点并非实证研究，而仅凭我多年咨询顾问经历所积累的对组织战略命题的逻辑演绎与思维力。我所提出的机遇、转型与创新也并不一定可行，甚至是错误的，但我仍坚持认为：这是研究者的责任。
抛砖引玉，甘做枪靶，以期将高职教育改革的思考引向深入。
【寻找战略机遇】
正如本文开篇所谈“十八届三中全会……高职教育迎来了……历史机遇期”，这大概是最不存在争议的一种判断与共识，但很不幸，这种判断从某种意义上看是“错误的”或“缺少实际意义”的。用这样的词句作为本文的开篇，我仅仅是不能脱俗而已，是用热点吸引眼球的小手段罢了。
客观讲，宏观策略的确对行业有巨大影响，管理研究中不也有PEST模型吗，即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角度进行宏观分析，此种思考方法本身并没有错误。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三中全会的确为高职教育迎来了历史机遇期。
但反过头来，我们从个体的微观层面去看，宏观的变革带来的机遇具有普适性，大家都被阳光所普照，但依旧成长不同。对于成长中的个体而言，能否有效识别出现需求未被满足点，进而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更加重要。用句管理的时髦话讲，这叫“避开红海，开创蓝海”。
从这个意义上看，政策面具有普适性，大家都一样，它并不是研究战略性机遇的核心。改革开放在中国应当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大机遇期，但三十多年过去了，没长大的企业依旧没有长大，期间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的企业也比比皆是，乘着时代大背景的东风，等着天上掉馅饼并胡思乱想着的“穷光蛋”们，依旧“光着屁股”。
为此，我在关注高职教育改革中，自然而然地将注意力与重点放在了“客户不满意”与“差异化竞争战略”方面，而不是盯在宏观面去泛泛而谈战略机遇。
思考高职教育的战略机遇，我们不妨先不要管小学或大学，也不去管高职型或研究型，从宏观政策转向客户需求，我们只需思考一个基本问题：当下老百姓对教育究竟有哪些不满？相信你的脑海里会立刻浮现许多词句，教育公平、学区房、作业多、课外班、缺少创新能力、不知个人喜欢什么、抹杀个性、应试教育、就业难、学非所用，等等等等。这是头脑风暴的必然结果。
可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结果呢？或许你又想到了体制，想到了教育资源不足，想到了为了竞争而形成的应试性对策。再想一想，应试又为了什么？当然为了小升初，为了中考、高考。停！非常棒！离真相只差一步了。
请问：高考之后还有应试吗？如果不算硕士、博士的研究生考试，或许真的没了。大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开始工作或许是最重要的一次考试，但这是一次长久的考试，一次终身的考试，并且难以被“应试教育”。或者也可以说目前大学教育的“应试”水平还非常差，所以，百姓对并不需要再去“应试”的大学阶段教育也非常不满意。
似乎可以做出如下推论：我们对教育最不满意的“应试”的方式集中在大学教育以前，大学教育似乎不受应试制约。尽管大学教育面临着就业的压力，但与小学中学的应试相比，整体上“压力”小多了。这一方面，为在大学阶段深化教育改革提供了良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大学这一阶段的教育不足另有原因。
尽管受中小学应试教育所形成学生综合能力缺陷的累积性影响，但大学教育本身应该抓紧时间去弥补前期应试教育的不足。很显然，在这一点上，大学阶段教育做得非常不够，不管你是普通大学还是高职院校，我们做得都非常不够，而这正是战略机遇孕育的土壤。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外部市场需求相比，目前的高等教育（包括研究型、高职型）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没有有效地满足需求，这将为行业内的个体成长提供战略性机遇。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既然高等教育都没有有效满足市场需求，为什么这种机遇对于高职教育更加重要？
高职院校与研究型大学相比，在教育资源上的劣势是十分明显的，这是客观事实。仅从师资资源来看，高职院校的师资明显落后N个档次，就算偶尔你有几个出色的教授，但整体上，无论是学术地位、研究成果，还是教学水平、市场影响，高职院校几乎不值一提。无论教育部怎么变着法地变换对高职教育的词句，也无论高职院校自己多把自己当回事儿，但最终还是“市场是决定力量”，行与不行拉到市场上走两圈就一清二楚。这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我想强调的是，高职院校与研究型大学相比，在几乎处处被动的局面下，我们有什么优势可言？
有，优势当然有！一句话：高职院校的战略选择自由度更大！
相比研究型大学而言，正因为高院院校在学术上的先天不足，才使得高职院校不必紧紧抓住“学术”一条路“死磕”，我们不在乎什么SCI论文数量，也不在乎有没有院士、有没有博士点硕士点。应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及当下的不满，高职院校有更大的灵活性去补足。
请注意，这里所谈的“补足”不是专业学术上的，而是通用能力上的。目前国内大学培养的学生为何被病垢，主要问题就在于我们培养了一批“高智商的普通人”。我们过分看重了专业能力，尤其是专业的知识能力，而对社会性能力严重低估。简单讲，我们的大学生缺少创新精神，不会与人合作，社会适应力差，心理准备不足，缺少沟通技能，等等。一句话，专业知识学了一大堆，唯独不会做社会人！这就是典型的“高智商的普通人”。
我很赞赏一位培训界的好朋友的名言“情商是水，智商是鱼”，我们的大学教育过人重视也智商，但鱼儿能否游得更好更好，取决于“水”，补足“水”的缺失便是高职院校的战略机遇。
研究型大学受自身在学术上专长的“限制”，很明显他们在强化“水”的方面动力明显不足。说白了，谁也不愿轻易放弃既得利益。而高职院校本身就一无所有，更加容易轻装上阵。
围绕未被有效满足的社会用人需求，在人的通用能力上下功夫，与研究型大学形成差异化的发展策略，这就是高职院校的战略机遇。
【探索定位转型】
根据上述分析所得的战略机遇，高职院校在自身定位上就要做出现相应的调整，即定位转型。
目前国内大学阶段的教育在“转型”上做得还非常不够。比如，全社会都在喊“创新、创新”，可大学教育中做了哪些调整，安排了哪些课程，进行了何种实践，以适应并提升这种“创新能力”？基本上还是老一套。再比如，全社会也都在喊“领导力、领导力”，可大学教育中又做了何种尝试，去提升学生们的“领导力”。
请注意，此处值得插一句，领导力与领导者是两回事儿！不是只有领导者才需要具备领导力，而是每一个人都应具备领导力。相反，现实中的许多领导者恰恰极其缺乏领导力，很多领导者的领导力仅仅是受职位权力的支撑，如果哪天没了“乌纱帽”，或许都没有脸回来见人，更不知在市场上还能价值几何。
我之所以要重点指出“领导力”，是因为有些人对大学阶段加强基本情商素质是认可的，但是否需要引入“领导力提升计划”还心存疑惑，这很正常。但可以肯定地讲，大学生需要领导力，从大学阶段导入领导力已经有点晚了。
在这方面，美国创新领导力中心的林登.瑞金、斯特德曼.D.哈里森三世、大卫.G.奥特曼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也有许多文章。印度的河边学校、美国西北吉尔福特高中、哈勒根基金会在新加坡所支持的一些学校，都有很好的实践可供参考。
营销学中的STP模型也强调细分、选择之后的定位，如何定在客户的心里，如何实施策略组合。这里对高职院校定位转型的探讨可以来得简单点，说白了，你要做成什么样的学校。
对此命题的回答许多高职院校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最典型的一个错误就是强调“就业为导向”。“就业为导向”并没有有效地展现出现高职院校的差异化！有些人或许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仍以“就业为导向”来区别于与普通大学、研究型大学的定位，这实在可笑。还有的就是拿出教育部的文件、精神、指示出来，这就更可笑了，道理自己上网研究吧。
大学生已经年满18周岁，已经成年，他们毕业后即将步入社会，进入组织，走上工作岗位，你说对他们的教育怎么能够离开“就业”呢？如果有一天，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你能说这种研究型教育还能算成功吗？想一想都觉得可笑。一句话，就业与否不是你的差异。
高职院校的定位差异应是基于战略机遇的，即针对的是需求未被满足的点，进而在定位描述或愿景诉求中，不仅要表达专业方向，更要表达社会通用适应性。举个例子，假设某高职学院对愿景目标的表述是“建成经管类专业国内一流高职院校”，这种表述如果参照上面的定位转型就只说对了一半儿，即表达了专业诉求，但在通用社会性适应力方面却没有表述。因而，可能要加上一句“培养具备更强社会适应能力”。
一旦我们将定位进行调整，从传统的关注专业转向专业能力与通用能力并重，甚至通用能力占有更大的比重。那么，接下来的重头戏便是随之而来的教学创新。
教学创新属于全面落实战略定位的策略方法，这方面需要花费的笔墨就更多，值得反思、创新、改进的地方，以及采用的策略就更加灵活多样，只能另文论述。
我所期望的结果是，定位转型后的某些高职院校，再进行配套的教学创新改革，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后，终于有一天，他们的高职毕业生走向求职现场时更加自信、充满活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接受了大量的面向社会化综合通用能力的培训，我的专业水平可能不深，但我有更强的适应力，在团队合作、沟通技能、创新方法、领导力、情商等等方面，我有充分的自信。
如果有一天，高职院校的毕业生能如此自信地做自我陈述，那该是多么美丽的一景！